我所認識和理解的唐慶年
黃 篤
我是1988年認識唐慶年的，當時我大學畢業剛被分配到《美術》雜誌工作，他擔任編輯部副主任。從此，我們彼此有了工作交往。由於我是一個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他是我的學長，並給我幫助良多，至今仍令我難忘。作為中國現代藝術的重要參與者之一，他曾參與“中國現代藝術展”（1989）的組織工作。評論文章多發表於《美術》雜誌和《中國美術報》。1991年上半年，我們幾乎同時離開了編輯部，他去了美國，我去了義大利。從此失去了聯繫，直到最近當我們再次在北京相遇時已相隔17年之久！唐慶年依然為人謙和，精神抖擻，善於言談。當他約請我為其撰文時，我欣然允諾。
唐慶年受過非常好的高等藝術教育，畢業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同時他仍保持著藝術家獨有的直覺，既表現出個人豐富而特有的想像力，也反映出個人對社會和文化問題的洞察和分析，比如他在日常生活中對人生命的存在有自己獨特理解，醫院中的病患是用藥物，或成分複雜的化學製劑來填充他們的生命。正常人的生命是用經過基因改造、化學催生、包裝運輸和市場操作等一系列複雜的生產加工的人工製品填充我們的生命。他把維持人生命的填充物看作是存在的兩種不同形式而已。
在我看來，唐慶年無論對傳統藝術的態度還是對現代藝術的態度都是無拘無束的，他不喜歡把藝術或規定化，或類型化，或概念化，或風格化，而是更樂於超越二元論的兩極，自由地選擇、過濾、放大和拓展藝術的內涵。也就是說，他既能在傳統繪畫中挖掘和發現新的可能性，又能在現代藝術中實驗和探求新的觀念和方法。正如他的作品所表現的那樣，傳統繪畫融入了書法要素，如果細察他的作品，就會發現他精於書法用筆的錘煉，結字則長於變體，生動而不沉悶。具體而言，他的書法兼融了碑學和帖學之精髓，既吸收了漢魏碑的硬朗渾厚，又融合了宋元書風的飄逸灑脫，流暢自然，準確把握住了書勢的美學。
當看到唐慶年的水墨畫時，我為之一驚，給我第一個印象是，他畫畫是依靠線的組合來完成造型的，而水墨線條則以書法用筆為基礎，這樣書法用筆就必然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可以說，畫家非常留意對畫作的意趣和內涵的營造，並注入了筆墨以內涵，靈活把握住了墨的暈染與線條飛動的關係，把它們的節奏和韻律統一於整體畫面結構之中，不僅有了水墨的靈動感，而且還有它的厚重感。他把“書畫同源”理解成可利用的資源，從中可以吸取、轉換和生成新的藝術。他把傳統美學化跡於運筆之中，而不是流於表面形式，既包含傳統美學又蘊涵現代意識——在延續傳統繪畫簡約美學的基礎上，以“非和諧性”方法建構起了新的現代語言。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傳統繪畫，唐慶年還投入對觀念藝術的實驗，他從對“現成品藝術”和“貧窮藝術”的美學範疇中掙脫出來，更加注重對現實社會與日常生活內在聯繫的分析。正如英國美術史論家赫伯特• 里德在《現代藝術哲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現代藝術是我們時代社會生活的一種精神折射，如果我們不能理解和欣賞現代藝術，我們就無法理解我們所處的當代生活的真正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家唐慶年以微觀的角度冷靜審視了這個動感而複雜的世界——任何事物都是彼此相關和密不可分的，並明確給予了一個暗示：除了現代社會正改變著人的生活方式、倫理觀、道德觀和心理活動之外，我們不能忽視與人類生存相關的其他嚴峻議題，能源、消費、污染、戰爭、種族、暴力、貧富、移民等社會和文化問題。
在這樣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下，唐慶年的藝術並沒有以伸張身份差異為宗旨，而是從社會現實出發，用抽象的觀念藝術生動再現了由短暫性、瞬間性和偶然性編織的不確定性的社會特徵。正是這種短暫性和瞬間性才包含著藝術之美，也就是說，由片段、碎片、斷裂、幸福、快感構成的藝術之美，既蘊涵在短暫性中，也蘊涵在永恆性中。如今由“理性”和“資本”支撐的嚴密社會系統釋放出無窮的欲望和能量帶動了現代化風馳電掣般的發展，這種無窮的社會發展，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就連人類也難以理性地自我控制，這正是當代社會現代性的寫照，一種交織著悲與喜的對立——既使人深感困惑、無奈和焦慮，又使人倍感興奮、激動和愉悅。面對這種充滿複雜矛盾的社會現實，他充分發揮了個人的洞察力、想像力、批判性和表現力，並以其鮮明的個性化藝術語言剖析了當代的社會狀態——人的精神異化和人的日常生活狀態。唐慶年的作品採用了觀念、波普、現成品、集合、挪用的表現方法，再現了個人的人文關懷——既有對消費主義欲望的諷喻，又有對後現代主義玩世不恭的調侃和戲仿；既有對社會現實的解讀，也有對現場文化的分析，等等。無論如何，唐慶年推崇一種創造、自由和充滿激情的藝術品質。他的藝術既有一種積極進取的樂觀精神，又秉持了一種嚴肅的社會批判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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