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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內身外

——唐慶年藝術中的器與物

殷雙喜

對於70後的一代人來說,唐慶年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字,這部分原因是因為唐慶年在90年代的早期就已經出國,還因為他早期從事的是文字編輯工作而非藝術創作。其實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唐慶年是80年代中國前衛藝術發展進程中一位相當重要的組織者。不說1989年的現代藝術大展,早在1990年,他就與美國加州的亞洲太平洋博物館的館長在中國各地考察前衛藝術。1991年1月,海外較早介紹中國前衛藝術的展覽“不與塞尚玩牌”在美國加州亞洲太平洋博物館開展。參展藝術家有耿建翌、張培力、呂勝中、徐冰、喻紅、張曉剛、葉永青、毛旭輝、周長江等,而這個展覽的促成,與唐慶年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去國多年,唐慶年悄然回到北京。老友相見,他向我展示了近年來的創作,使我刮目相看。在他的作品中,各種我們習見的日常生活用品充斥其間,看似平淡無奇,細細品味,卻感覺其中饒有深意。生命的存在與反思,成為唐慶年的藝術基調。與他交談之後,我瞭解到,唐慶年創作的衝動,來源於他對母親病逝的悲痛經歷與深深反思。正是在醫院陪護的日子裡,他觀察到母親的生命,一天天無助地消逝,而同病房的兩位植物人,也使他看到了生命的本原就是物質的交換。護士每天為病人不間斷地輸入各種液體,躺在床上的病人成為裝載和過濾液體的“皮囊”。這使唐慶年意識到,人本身是一個空間的容器,不停的填充和消耗使之成為有新陳代謝的生命,而填充停止,生命也就停止。
“器”的概念在唐慶年的藝術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將人的身體看作一種生命的容器,一方面,外界的物質進入這個容器,向內填充,揭示了生命的空虛。另一方面,生命不斷地向外延長,衍生出自然的萬象,唐慶年從中感悟到生命的意義。這正是老子所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由此,在身內與身外的物質交換之間,生命獲得了既短暫又永恆的存在。在唐慶年看來,正常人填充生命,是依靠食物,而生病的人填充生命,是依靠藥物。而人的一生,即使百年,不過36000多天,短暫而又漫長,除了吃飯、吃藥,人的精神與靈魂如何填充,我們用什麼來打發生命中其餘的時間?
唐慶年沒有從形式風格入手,也不從畫種與材料入手,而是橫刀一切,從綜合材料與現成品的角度入手,在這裡,他找到了心靈與自然的通道,物質與精神的內在邏輯。
生命是具體的,也是抽象的。唐慶年認為要有一個符號來表達生命的多樣性存在,他借用了傳統中國畫“寫意”、“象徵”的觀念,像“梅蘭竹菊”那樣,用一個程式化的物象符號來承載豐富的精神內涵。“托物言志”、“借物喻理”,他從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傳統得到了寶貴的啟示。他的作品,可以看作是裝置藝術中的“文人畫”,一種現代的象徵與寓意,而非簡單膚淺地拼湊中國元素。唐慶年作品中的“人形”符號,來源於醫院中對病人的觀察,人物兩手無力地下垂,平躺在床上。在2006年的系列作品中,出現了典型的醫院事物的符號,有呼吸機、心電圖,各種藥丸、塑料購物袋,還有電子線路板與肥皂泡。還有報紙與記憶。人物的背景,是漸行漸遠的鮮花與愛情,表達了藝術家對無法挽回的生命那種無言的悲痛。
唐慶年的藝術,有一個核心的觀念,即對“物”的觀察與剖析。他的作品,展示了包圍我們的“身外之物”和填充我們的“身內之物”。物的存在與流動,構成了世界的互動與有無,充實與虛空。例如德國畫家伊夢多夫作品中的土豆,就暗含著人與自然每天進行的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在唐慶年的作品中,《衣架》具有代替人撐起衣服的功能,但它上面懸掛的衣服也是空的,它表明我們的身體遊離於衣服之外。《購物袋》也是空的,我們以其盛物,很少注意到購物袋也是一種現實的人造物。作品《溝回》,在人形的頭部有一個小的人腦模型懸掛在那裡,週邊是密集的光碟,光碟上也有“溝回”,這是現代的“溝回”,其中儲藏著海量的資訊,但光碟不能思考,不能加工資訊。而《真根假花》表現了荒誕中的真實,真實的荒誕。
有關“物”的認識,不僅是“格物致知”那種科學的認識,更重要的是思考我們人類與物的關係這種哲學性的反思,這是為豐富的物質所包圍的當代人最缺乏自覺性的認識盲區。唐慶年的藝術中,有身外之物,也有身內之物,但它們都以人為中心而獲得了存在的位置。在當代藝術中,對物的使用和表現還有很大的擴展空間,我們不必拘泥于自然之物和人工製造之物,它們都是來自自然,還要歸於自然。世間萬物既無情也無意,它們都來自宇宙,又將歸之於永寂。不同的是我們對物的觀照與感受,因了我們人生際會,風雲曲折,而使萬物成為無言的神秘之源,睹物生情,意緒萬端。對物的態度,既是我們對人的態度,也是我們對人生的態度。
現成物的價值在於,藝術作品中現成品的不同組合,具有不同的觀念的承載力,而唐慶年在作品中使用現成品,也是為了分散觀眾對於作品那種傳統的審美習慣,即從技法角度欣賞,而放棄了思想的權利。現成品進入作品還有另外一種價值,即在不同語境中,面對不同的觀眾,可以具有意義的模糊性和多重性。
在我看來,唐慶年的作品正是試圖通過對自然物與人工物的再現,去探討蘊藏其中的物的本質,也就是物的物性,從而表達他對這個世界的觀察和感受。唐慶年將我們身邊習以為常的物品重新組織後再現於我們的眼前,使我們在驚異之餘,對之加以關注和思索。人與物的關係並不取決於物與人的距離,大多數人對於身邊之物,只是使用,並不觀照,這樣人身處物中,與物的關係不親近,只有我們走向物體,才能敞開物性,領悟存在。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走向物,就是從描述中抽身,走向回答和回憶的思考。”對於裝置藝術中現成物的挪用和重組,我更加注意後者的創造性的結構關係。在古德語中,“物”這個詞意味著聚集和統一,特別是對於考慮言說中的事情,一種爭議的聚焦。對於唐慶年這樣的藝術家來說,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不是挪用的技術,而是挪用的視野,即對於物的選擇,表達了人對物的意義的基本把握,是重新敞開人對於物的關係,回到事物本身去,回答生命的原始呼喚。

2008年6月19日